“确实是这样，”陶念感慨地说，“那些真心希望孩子接受教育的家庭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想办法让孩子上学。而那些不愿意让孩子上学的家庭，无论我们怎么努力，他们也不会改变主意。”

    “是的，”李校长接着说，“除了政府拨款之外，我们还有一笔基金，虽然这笔基金不算多，但我们每年除了作为困难户上学津贴之外，还会支出一部分用于学生的防暴力防性侵教育、改善教学条件、购买一些图书和文具等。”

    李校长布满老茧的手指抚过墙上挂着的“微光基金”铜牌，“那年陶副科长还没毕业吧？”他突然转头问道。陶念正望着墙面上泛黄的捐款名单，点了点头，又听到李校长说，“这‘微光基金’的创始者，就是林老师啊。”

    陶念转头，视线凝结在林知韫的侧脸上。

    林知韫对着她，温婉地笑了笑，思绪却回到了许多年前。

    她想起，创办“微光”的头三年，她每次出去行走的山路，总是在雨季的时候形成塌方。

    转年开春，她骑着二手自行车穿梭在盘山公路，后座捆着她在二手市场买回来三十斤旧毛线。深夜的基金会办公室变成手工作坊，几个志愿者把破绒线拆成彩纱。到了周末，他们蹲在省城美术馆门口义卖，批注栏印着“微光助学计划”二维码。

    她依然记得，拉来赞助后的那周，晨雾中驶来辆生锈的皮卡拉着一百多套课桌椅，轰隆隆地碾着命运的齿轮呼啸而来。她抚过那些铅笔标注的残破的课本，感慨着，原来真正的光，会在所有眼睛都习惯黑暗后，从裂缝里渗出来。

    “那如今的师资力量呢？”林知韫缓缓地问道。

    “和大城市相比，差距自然不用说，即便是和栖山市里的学校相比，我们这里也存在明显的不足。”李校长感慨，“硬件设备虽然重要，但相比之下，师资力量的薄弱才是更关键的问题。很多老师都是本地人，他们虽然对教学充满热情，但在专业知识和教学方法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许多老教师的教学方法已经不太适应现代的新教育理念，而他们又很难更新自己的教学方式。”

    “不是还有特岗教师吗？”林知韫再次提出疑问。

    “上月有个西师大毕业的特岗教师，”李校长从铁皮柜取出泛黄的记录本，“待了十七天。”

    山雨毫无预兆地下了起来。

    林知韫起身去关窗户，路过窗边那张破旧的桌子时，神色有些仓皇，随即，又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。

    李校长拉开讲台抽屉，拿出了一个有些残破的档案袋，“这些都是林老师当年留下的。”

    陶念打开档案袋，是两本封面有些卷曲的书，纸页也有些泛黄，一本是《乡村教育心理案例集》。翻到折角的那页正写着：“创伤后成长的核心，在于将痛苦的记忆转化为守护他人的力量。”

    还有一本，是《乡村学校防灾手册》。

    这时，课间Cao铃声响起，二十几个孩子挤在走廊踢毽子。

    “要去后山看看当年种的树吗？”李校长递来一把破旧的格子伞。

    林知韫的右腿在石阶前迟疑地顿了顿，这个细微的颤抖被陶念收进眼底。她突然伸手搀住对方胳膊，就像十五岁那年林知韫扶起在走廊里晕倒的自己。

    泥泞山路上，二十年树龄的香樟正在雨中舒展枝叶。林知韫抚摸着树皮上模糊的刻痕，那是某个孩子留下的歪歪扭扭的“林老师要幸福”。

    “当年移植时差点枯死。”李校长轻拍树干，“没想到雨季过后，反而长得比谁都结实。”他突然指向云雾深处，“看，新芽。”

    伤疤

    正午时分，阮丛接到电话，通知县里临时开会，便独自开车回去了。陶念和林知韫留在青云小学吃午饭。

    食堂不大，就是有几张桌子，厨房一个灶台，两个厨师，菜也较为简单，有时候甚至是学生自己种、自己采的。

    两位厨师系着厚围裙，将储存好的萝卜切成丝，另一个锅里翻炒着腊rou和干香菇。墙上小黑板用粉笔写着：“今日菜式：萝卜汤、香菇腊rou、蒸红薯”。

    孩子们捧着碗排队打饭，李校长过来说，“林老师，小陶，尝尝这个，这是我们是我们自己种的萝卜！”萝卜切得没那么细，却透着冬日特有的醇厚滋味。

    林知韫接过碗，陶念安静地坐在她身旁，看着窗外。Cao场上，几个女孩子还在跳皮筋。

    这顿朴素又热气腾腾的饭，吃着吃着，让人从胃里暖到心里。

    陶念端着空碗走向汤锅，土灶上的萝卜汤正咕嘟冒着热气。她刚拿起汤勺，一位头发花白的食堂阿姨从后厨掀帘而出，手里还捧着簸箕，里面装着刚剥好的冬笋。